主讲人 | Tomas Plaenkers

整理 | 侯博文

 

2015年5月4日，来自德国法兰克福弗洛伊德研究所的Tomas Plaenkers教授与主持人徐勇为我们进行了一次访谈式的演讲，主题是二战之后德国人的心理状况。以下是讲座精彩内容的整理。

 

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纳粹统治时期时德国人的心理机制，希特勒自1933年开始成为了要求服从的领袖，德国逐渐从道德上相对正常和成熟的社会退化成了一个群体。弗洛伊德对于群体的概念做出过解释，即处于这样一种群体中的人批判性思维能力受限，对情感的控制能力较弱，会形成强烈的投射，因此需要一个领袖来充当父亲的角色，于是乎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了希特勒的狂热分子，对于同胞实施了各种残酷的行为。

 

而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德国奔溃，几乎所有大城市已是满目疮痍，基础设施陷于瘫痪，大部分民众受着饥饿与疾病的折磨。在这之前，德国的很多人还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可是转眼间成为了世界上最失败的国家，德国人在心理上是如何处理这一自我认知上的巨大转变值得我们探究。

 

东德与西德不同，东德认为法西斯头目都在西德，自己则从历史的原点重新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他们认为对于自己的拷问是没有意义的，责任都在西德的纳粹政府身上。而西德也并没有立即展开对于战争的反思与讨论，知道六十年代末，这样的讨论才开始出现，八十年代初讨论才开始变得激烈。

 

在战后，德国人关心的问题是城市的重建和经济的复苏，他们是成功的，因为到了五十年代就有人开始谈论德国的“经济奇迹”。在那个时候，好像每一个德国人关心的都是如何保住自己的稳定的生活状况，保持或恢复到正常的生活条件。对于这些经济复苏的渴求使德国人很少对于自己的历史进行反思。德国的哲学家哈娜·阿伦特说过：“忙碌将构成他们面对现实最主要的防御手段”。

 

对于战后德国人的心理分析，有一本著作具有深远的影响，叫做《无法哀伤——集体行为的基础》，由亚历山大·米切利希、玛格丽特·米切利希夫妇所著。书中所说的“无法哀伤”已经成为了一种对于战后德国人心理的广为人知的解释。

 

米切利希夫妇认为，考虑到德国站后的情形，德国民众本应陷入一个集体的抑郁、悲伤或者忧郁的状态，可是面对战争的失败，德国人不仅没有任何情感上的反应，而且积极投身于经济建设中，大部分德国人在否认纳粹时期的残酷行为及其后果。

 

作为心理分析专家，米切利希夫妇将心理治疗中抑郁症或躁狂症患者的的分析应用到对于整个社会的分析中。躁狂症患者会隔离自己内部的冲突，并将冲突投射到别人身上，进而导致自己进入一种高度兴奋的状态，德国人的积极投身经济复苏就与躁狂症患者的外表“兴奋异常、富有创造力”十分类似。通过心理治疗，我们可以找出患抑郁或者躁狂症病人之所以患病的原因，在心理分析中这个过程叫做修通work-through。对于这种病人，我们应该尽力让他们取消对于自己历史的否认和压抑。

 

至于适用于单个病人的分析能否适用于整个社会中，米切利希夫妇认为社会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我们可以了解到每个人的个体的心理机制，那就同样可以了解到一个群体的心理机制，当然这是一个谨慎的假设，需要经过公开的讨论。

 

那么这种民族灾难的反思过程是德国人特有的还是在其他的国家中仍然有解释力度呢？治疗病人的经验告诉我们，被压抑的经验在潜意识中对我们依然产生影响，我们在进行心理分析治疗的目的就在于让这些被压抑到潜意识的东西重新进入意识，使病人能够获得一个更深刻的对于自我的认识和更多的思维和行动的自由。《无法哀伤》一书写到，“一个民族只有在‘修通’自己的过去之后才有能力从自己的历史中吸取教训，才有能力去打破那种强迫性的重复并进行必要的社会变革与革新”。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