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来自德国法兰克福弗洛伊德研究中心的Kurt Grunberg博士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为大家带来了一场讲座，题为“一次精神分析的坟墓之行——大屠杀的情境记忆，严重创伤在德国的代际传递”，糖心理特别为大家整理了本次讲座的精彩内容，和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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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Grunberg，犹太人，本场讲座的演讲者，Naomi的心理咨询师，其本人也是大屠杀幸存者的第二代，目前在法兰克福弗洛伊德研究中心工作。

本次的演讲主要围绕着Grunberg博士曾经的一位来访者Naomi的个人经历进行分析，探讨纳粹迫害的创伤是如何在幸存者及其后代之间传递的，也即是题目所说的“严重创伤的代际传递”。

Grunberg博士提到：二战时期的大屠杀是通过情境性记忆被回忆起来的，而不是语言，这与前人专注于大屠杀对于后人语言交流的影响有所不同，这样的一种情境性记忆所带来的影响可以说是一种“语言无法到达的地方”。

以下是本次讲座内容的个案详细信息：

Naomi，犹太人，治疗持续5年，来访时58岁，是一位可爱的女士，她的父母都是大屠杀的幸存者，在二战时有惨痛的经历，并且她的父母也是各自家庭中唯一的幸存者。Naomi本人并没有二战时期的经历，对于二战中大屠杀的印象主要来自于父母日常生活中的口述。

Naomi来访的最初原因是因为自己的女儿与犹太丈夫离婚而产生了很多复杂的负面的情绪，后来几经挖掘，发现了埋藏在Naomi内心深处的痛苦根源——即来自父母的关于大屠杀的阴影。

在Naomi的童年，生活是艰辛的，父母因为在集中营幸存了下来，养成了全家人晚上都必须呆在一起的习惯，规定任何人都不能离开，陌生人也不能进家门，生活是无止尽的为死者的哀悼，父母长期生活在被内疚与恐惧折磨的岁月中。

最典型的是她的父亲，会拿一切都与奥斯维辛做比较，经常说道“没有什么能够和那个相提并论”。创伤也会表现在具体的生活中，比如骑摩托车时父亲并不会在乎红灯，他好像是在说“经历了奥斯维辛，我永远都不会让自己听命于应该做什么或者不应该做什么”，他看上去是在拿生命开玩笑，可是对于他来说可能这都不算什么。

父母的痛苦经历对Naomi和姐妹们都造成了很大的童年影响。这个家庭中的孩子从来没有童年应该拥有的愿望和期许。比如父母为Naomi买了双皮鞋，他们坚信孩子会非常感激，因为这是在奥斯维辛中想都想象不到的事，可是他们却忽视了寒冷的冬天根本不适合穿皮鞋这个事实，于是Naomi只能忍着受冻的脚，在大冬天穿着皮鞋；又比如Naomi对父母提到自己获得了初中毕业文凭的事，父亲丝毫不以为意，说“如果我儿子活着，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早就是博士了”，Naomi以及妹妹们感觉自己完全成为了父母在二战中失去的孩子的替代品。

是什么给Naomi带来了这么特殊的童年经历呢？Grunberg博士说，第二代无意识的认同参与到父母过去的生活当中称为“换位”，可以理解为对失去的家庭成员的哀悼。幸存者的孩子表现出的症状会让人们以为他们真的经历过大屠杀，这些孩子会认为大屠杀是影响他们生活最大的危机事件，尽管灾难是发生在他们生前的。

之后，Grunberg博士对Naomi提出了一起去坟墓看看，提出两人可以一同面对过去的不幸。Naomi的痛苦正是来源于对于父母的忠诚以及与父母重要联系的一种表达。Grunberg博士也希望经过二人的努力可以让Naomi意识到自己超脱于父母痛苦经历以外的一种活力，并重新找到生活的意义。

会让Naomi陷入对于大屠杀的恐惧的，是幸存者（即Naomi的父母）可怕的记忆在第二代（Naomi以及妹妹）童年心理上的印刻，这些情境性记忆会通过幸存者向下连续传递，那些痛苦的记忆都会不可避免地浓缩成各种形式（语言上、态度上等），促使幸存者们以不一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孩子。这就是Naomi变得像一个真正的囚犯的原因。

在讲座中，Grunberg博士也坦言自己在进行治疗的过程中也回忆起了自己的父亲（同样是二战的幸存者），他提到，与来访者的共情是必不可少的，与来访者一起把自己沉浸在受迫害和毁灭的世界里，从而建立一种特殊的亲近关系。

很巧，讲座当天正逢4月3日——犹太人的逾越节。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曾在埃及被奴役的犹太人出逃获救的日子，所以每当逾越节的晚上，犹太人都会吃一种叫做Matzah（类似于梳打饼干）的普通干粮代替美食佳肴，意味着忆苦思甜。

Grunberg博士非常有心，特意带来了逾越节上犹太人会吃的饼干Matzah在讲座之余与大家一同分享，并为大家唱了一首纪念这个节日的歌谣，讲座氛围十分融洽，大家也沉浸在对于讲座内容的缅怀与深刻思考中。

(完)